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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港一河之隔，同心难以分割

深圳与香港隔着一条深圳河，这条起始于晚清时期的人工河并未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真正的屏障，反而让两岸间的文化、族群和经济往来更加紧密。若追溯历史可以发现，深圳和香港并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，而是如胞兄胞弟般共存、互助。在这段关系中，福田区的渔农村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缩影。

渔农村并不起眼，它只是福田口岸附近的一片小社区。但就是这片被高楼林立城市包围的小村庄，多年来成为深港两地联系的重要窗口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一场轰轰烈烈的“逃港”运动在这里悄然展开。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普通的边疆县，经济生活相对单一。对于许多日子过得拮据的村民来说，对岸的香港仿佛是一片能够改变命运的乐土。夜幕降临，渔农村的田野边总是有一些背着行囊的身影，他们轻轻越过界碑，趟过深浅不一的深圳河，向彼岸走去。

那些已经渡河成功、移居香港的人，并未完全断绝与故乡的联系。在香港站稳脚跟后，他们慢慢回顾自己的根。他们开始成立宗亲会、同乡会，定期组织活动，为村里留下来的亲人筹集物资，甚至规划修缮村里的宗祠。许多乡亲会在年年清明、春节期间从香港回到渔农村，携上子孙共同参与祭祖仪式，把时光和回忆埋在相连的大地上。在渔农村的祖堂里，供奉的牌位上刻着长辈的名字，而面前跪拜的则不乏已经拥有香港身份的后代。

如今，两地来往的日子已经趋于正常化，那种偷渡的悲壮场景早已不复存在。但渔农村展现的跨境社会网络依旧扎实而深远。在这里的节庆活动中，依旧能见到从香港返回的村民。有些村民平时在香港生活，但遇上婚丧嫁娶时一定会赶回来，有些甚至还特地保留了一份祖宅的房契，哪怕并不常住。随着深圳不断发展壮大，传统村落逐渐被现代化的社区取代，而渔农村却仍然保有昔日乡土社会的某些痕迹。

福田与港人聚居区的形成

深圳河沿线的福田区，始终是深圳融入香港生活方式的重要区域。与香港一河之隔，福田的这块土地变成了许多港人选择生活的新家园，尤其在渔农村等地形成了连片的港人聚居社群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仅福田一地就已吸引了2.6万多名港籍居民，占全区港籍人口的60%。

这一现象的背后，与历史的积淀密不可分。早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一些已经定居香港但与家乡保持联系的人，便将眼光再次转回到深圳。毗邻口岸的便利与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着他们，他们在渔农村购置房产、建造家屋，甚至和村里的老朋友、亲戚联手发展生意。

尤其是跨境婚姻的普遍化，使得渔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。根据有关数据，渔农村登记人口中，港籍居民达5267人，几乎每三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香港户籍。而若是以家庭单位来观察数据的话，这种深港联系的家庭占比还要更高。在许多跨境婚姻家庭中，一方在香港继续打拼事业，另一方选择在深圳陪伴孩子，甚至在渔农村安置老年家人。

过去的“逃港”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；而现在的“回流”，不少是一种世代和资源的置换。即便渔农村的面貌已今非昔比，但港人所构筑的生活体系仍深深扎根于此。

渔农村的“避风港”

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化都市里，资本市场的高度自由化带来了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但也制造了深刻的社会鸿沟。底层港人在就业竞争、生活成本以及福利保障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压力，尤其是单亲家庭、年迈的孤寡老人或长期身患疾病的群体，处于香港社会的边缘地带，难以摆脱生活的困境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有一部分港人开始将目光转向深港边界的深圳。在这里，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居住，享受到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。例如一位年近六十的香港居民林伯（化名），他年轻时在香港从事体力劳动，长期积劳成疾，身体健康每况愈下。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和独自一人的困窘生活，他最终决定将养老地迁往深圳的渔农村。

在这里，他住进了一处较为廉价的出租屋，每月不到香港一半的租金。买菜、出行更加便利，深圳社区的医疗诊所也能够为他提供日常的基本需要。林伯说，每个月他还能靠家政清洁的临时工作赚些钱。

渔农村对“回流港人”来说不仅仅是避风港，更是一处复杂的社会交汇点。许多回流居住的香港人即便在物质生活上减少了香港生活的压力，内心却仍然保持着对自身“港人身份”的坚守。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与渔农村的内地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种距离感在邻里关系与行动选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在许多家庭中，父母倾向于为自己的子女选择一条与普通本地居民不同的教育路径。刘女士（化名）便是典型的案例。她早年间从香港嫁到深圳，但她的港籍身份始终未曾改变。当她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时，她放弃了距离家步行仅仅五分钟的公办学校，而是送孩子进入一家学费高昂的国际学校就读。

她解释说，这样不仅能让孩子接触更多英语和“国际化”的环境，还能保留香港的生活习惯，她希望孩子未来能够回到香港发展。这种看似普通的选择，实际上折射出了港人群体对居住地的微妙情感：既向渔农村求助，以寻求更优质的物质生活；又对两地社会文化的深层差异保持警惕，以维护“港籍身份”的独特性。

港人“北上”点燃深圳消费引擎

2019年，香港经历了一场持续数月的社会风波。社会秩序一度受到干扰，公共服务的稳定性有所削弱，诸如医疗资源紧张、就业环境波动加剧等具体问题逐渐显现。“港人”开始变得正确认识深圳，深圳作为近在咫尺的宜居选择，逐渐成为许多港人寻求稳定甚至重启生活的落脚点。

自2023年2月内地和香港全面恢复通关以来，大批香港居民越过深圳河，为深圳这座城市注入了滚滚消费热潮。从数据来看，深圳拥有全国最多的对外口岸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分布密集，通关便利。202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总人次已超2.4亿，其中港澳台居民占比高达1.56亿人次，比上一年增长了48.4%。换句话说，每10个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人里，就有超过6个是来自港澳台的居民。

随着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，例如港珠澳大桥、广深港高铁、莲塘/香园围口岸等一系列便捷的通道，让港人北上的过程缩短到最优化，一些人从香港正式入境深圳的时间甚至不超过30分钟。此外，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跨境需求，香港和深圳之间也在持续优化陆路交通的通关措施。以福田口岸为例，港人可以通过一站式自助通关机，实现“无接触式”快速通关，并且省去了复杂的纸质流程。

如果说交通是基础，那么消费场景的多样化则让港人“北上”有了更多停留的理由。深圳的大型购物商圈、高端奢侈品集散地和性价比较高的服务消费正不断吸引香港消费者。例如，罗湖区的国贸商圈汇聚了大量中高端品牌，东门老街则以物美价廉的商品种类吸引了各年龄层的港人顾客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南山区的商业综合体，如海岸城、深圳湾万象城等，已经成为香港居民周末聚会、购物的热门选择。在一些高端餐饮店或珠宝专柜，使用粤语的消费者比例甚至接近一半。

支付方式的互联互通也是重要的一环。近年来，香港最常用的支付工具八达通、银联卡，乃至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香港版，都已经可以实现和深圳大部分商户的无缝对接。在商场、便利店、地铁甚至一些小型街边档口，港人都能感受到支付体系的支持。

在医疗服务领域，深圳吸引港人的热潮同样正在升温。随着深圳境内公立医院和高端私立医疗机构的升级，一些香港居民选择跨境到深圳看病。据统计，自通关以来，就医人次持续增长，与香港医疗资源紧张、等待时间长相比，深圳一些医院的快速诊疗服务得到了不少港籍患者的青睐。这背后也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“一卡通”医疗政策的实施，香港居民在深圳看病不仅手续简便，还能直接以香港医保支付，减少了两地医疗制度壁垒的影响。

参考资料：[1]唐钧.移居内地香港老人掀起“回流”潮[J].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,2014,0(12):52-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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