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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一个农民，是一个木匠，后来成为了天津市长、市委书记，再后来又成为正国级领导人，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个“农民身份”，他总说自己读书少，却一直在学习，活到老学到老；他知道穷人家孩子上学不易，一直匿名捐赠自己的稿费，默默地帮扶了150多名大学生，他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一个木匠出身，在京剧改编上大有作为。

他是电影《青年鲁班》男一号，李三辈的原型。他是谁，他是正国级领导李瑞环，他的退休生活是怎样的呢？本篇文章就带大家走入正国级干部李瑞环的退休生活状况。

2003年，李瑞环卸任领导职务，从岗位上退了下来，谈到他前半生的为政经历，与他相识的人都不禁竖起大拇指：“他是一个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员！”

李瑞环家境贫寒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，因家里子女较多，劳动力又太少，就靠父母种田维持生活，为了缓解家庭压力，李瑞环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在地里干活，年纪稍大了一些，父母就托人把儿子送到了当地一个老木匠那里学手艺，想着让儿子长大后凭手艺吃饭。

学成后，李瑞环就当了木匠，给当地企业做活，因为工作出色，还被评选为“劳动模范”。俗话说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李瑞环这个木匠手艺着实给他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光彩，早在50年代，李瑞环就参加了“人民大会堂”的建设工程，《北京日报》曾报道他的事迹，后来，李瑞环又搞过100多项技术革新，被大家誉为“革新能手”，以他创造木工计算法，为原型的电影《青年鲁班》，讲得就是他的事迹。

李瑞环名声在外，后来凭借过硬的技术进入了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工人，按理说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衣食不愁，那么，接下来的人生只要稳定过日子就行了。

但李瑞环却不这样想，他想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，他想走得更远，他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学习，一直在充实自己。在当工人时，李瑞环还到北京建工业务学院学习文化知识，他用了五年时间钻研工业和民用建筑专业，1963年毕业后，李瑞环的思想也有了一个质的进步。

1965年，李瑞环在北京被任命某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，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管理的经验，但走入新岗位，李瑞环才发现自己当初琢磨的管理模式还存在很大不足，为此，在供应公司一年的时间里，他努力跟着上司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，为了学习，他主动买了很多书来自学。

然而，第二年，那个特殊时期到来了，一切陷入了动荡之中，李瑞环也受到波及，在那个满大街都是红袖标的年代里，李瑞环受到了不小的委屈，但他依然坚定自己的立场，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志向。

1971年，时局好转，李瑞环被任命为北京某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，很快又被任命为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。在职业上平步青云的李瑞环，并没有骄傲，反而更加戒骄戒躁，更加谦虚地向其他人请教，并经常深入一线去了解工人的工作状况，也正是因为这种谦逊、踏实的工作态度，李瑞环受到了许多高级领导的赏识。

1973年，他被委派到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并兼任基建指挥部指挥，因为工作出色，1979年又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全国青联副主席。李瑞环走到这一步也意味着他未来的事业生涯将开始大放异彩，也因为他的不断升迁，他的许多亲戚朋友都开始有意无意的亲近他、巴结他。

李瑞环深知为官清白之道，对于亲戚朋友的亲近，他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而当一些亲戚提出希望他提携一下，李瑞环淡淡回绝，并扬言：“我们作为人民的公仆，权力不是我的私权，你们不要再来找我办这些违反纪律的事情。”

李瑞环时刻对自己的保持着严格的要求，也正是这样，许多亲戚朋友都说他：油盐不进，忘恩负义。1981年，李瑞环被任命为天津市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成为一方土地的父母官，李瑞环开始全身心投入地方建设工作，短短一年时间，就让天津市城市建设焕然一新，后来又担任天津市委书记。

1989年，李瑞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工作。自此开始，李瑞环的工作开始从地方转向了中央。对于这次“上进”，李瑞环是十分释然的，其实，他有很多次进中央的机会。

李瑞环后来回忆说，在天津工作期间，中央曾两次调他进京，他都拒绝了，李瑞环曾经对杨尚昆说“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，后来，在邓小平的坚持下，他才接了工作。”

也正是这一转变，却让李瑞环压力更大，他明白自己如今的职位虽然很高，但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挑战，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为人民做出贡献，如果什么都做不出来，那么还不如不做，这也是当年为什么李瑞环经常到处去考察地方，他始终坚信，只有亲自下基层，亲力亲为才能干出实绩。

1993年，他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，从这一年开始，也标志着他走上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，从这这个十年期间，他做了大量的实事，赢得了良好的“口碑”。

2003年卸任演讲时，他对于自己的卸任这样说：“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。我离开是为了让更加优秀的人替代自己为人民服务、为国家服务。”这句话说出后，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这句富有哲理的话，也成了他卸任时的经典言论。

离开政坛后的李瑞环反而觉得自己轻松很多，用他的话说：“感觉身上卸下了一个重重的担子，忽然有些不适应了。”退休后的李瑞环没办法闲下来，他这大半辈子都是忙碌过来的，让他一天没有事做，他实在忍受不了。

既然没那么多事情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，自己就可以思考思考哲学、思考思考经济、思考思考文化，他用了很长时间，回顾自己的一生和思考许多东西，等到他认为自己所思考的东西已经提炼出一些东西后，他开始把自己思考的这些东西用文集表述出来，这就是他退休后喜欢出文集的原因。

起初他出文集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思考，却从未想过出版，甚至许多出版社提出帮助他出版这些文集，还可以赚取一些稿费，但李瑞环却拒绝了，他认为自己写这些东西不想牵扯到金钱和利益，也不想牵扯到名气，自己只是想好好地度过自己最后的人生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在李瑞环的坚持下，他的文集也很久没有出版，直到后来，在亲人子女的奉劝下，他才答应下来，但是他却要求将赚取的一切费用，要拿去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。

尽管李瑞环已经退休，但他对政治和做官之道还是有着很多看法。其实，李瑞环最开始也不太想谈国事、谈政治，但后来觉得自己还是想留下点什么东西，于是就写了《看法与说法》，这本书其实就是讲的党政工作，以及做官之道。

曾经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，还拿着李瑞环的《看法与说法》搞了一个学习座谈会，他对这本书是非常推崇，认为它是一本领导干部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
李瑞环是木匠出身，当干部的时候，起初非常多人是看不起他，甚至一些报纸还直言不讳：“天津市长出身卑微，是木匠出身。”不过，李瑞环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还经常在座谈会上从不避讳地说道：“我曾经当过木匠，后来阴差阳错当了市长，但是我觉得我和老百姓没什么不同，我们都是平等的。”

李瑞环十分重视社会上出现对劳动人民身份的贬低，在他看来，做官和公职人员就是为老百姓们服务，而不是凌驾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，为此他多次在演讲中提到这一点，他这样说：“曾经有一个浴池工作的同志告诉我，他们行业很苦，天天都要伺候人。我就问他，你每天要伺候多少人，他说至少二十个，我说你这个不行，我一天下来得伺候八百万人。”

李瑞环举出的例子就是为了告诉大家，人人都是互相服务的，正是因为我们为别人服务，别人也在为我们服务，不能轻视任何行业，出身基层的李瑞环作风非常务实，他也十分重视干部的务实能力，他这样评价一些务虚的干部：“我们有些干部沾染了坏风气，总是在屋子里高谈阔论，但是实际上却只有嘴功，却没有做功。”他反对嘴上一套，背地一套，他把这种思想也写到了自己的文集里。

在他著作的文集里，不管是文风还是用词，都十分朴实坚硬，没有丝毫浮夸，读他的书，能从文风中看到共产党的党风，光明磊落、求真务实。

李瑞环退休后除了写书外，还经常花时间发展自己的业务爱好，他喜欢哲学和京剧，为了发展自己的哲学理念，他还写了一本《学哲学用哲学》的书来传播哲学思想，在他眼里，哲学并不是一门理论，而是一种思想思考态度，人只有思想上进步，才能进而影响工作和生活。

为了琢磨好哲学，他经常邀请一些哲学大家在家里探讨，一众人只探讨哲学和生活，不牵扯工作，这是他的原则，国家大事也只是说说意见，却从不评价任何政策政令。

京剧也是李瑞环的一大爱好，在当天津市长时，他就经常抽空对京剧剧本进行改编，这个爱好也持续了几十年。与朱镕基等领导人爱好京剧的弹唱不同，李瑞环更醉心于对京剧曲目的改编，这是一项很有难度的大工程。

改编剧本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这活非常的受罪，比写一本书还难，往往一个剧本就得他花费几个月时间才能够改完。李瑞环曾改编《孔雀东南飞》时，为了改好，他专门研究了原剧，还花费时间阅读了那个时期的典故。

李瑞环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，才把这个剧本给改编完成，而当自己改编的剧本登上舞台后，李瑞环很是兴奋，高兴的像是几岁孩童一般。

在退休9年后，他还出版了一本《李瑞环谈京剧艺术》，在当时市场上销量非常好，他改编的京剧里，有著名的《生死恨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楚宫恨》等名作，李瑞环改编也是基于历史，他从未篡改过历史，而从未更改过剧本的核心立意。

在李瑞环的促成下，《中国京剧音乐集萃》经过历时17年之久的筹备，终于在2003年发行，其中李瑞环亲自修订改编的4部戏被收录，这在文化界和京剧界都是一件大事，有位京剧表演艺术家给出高度评价“这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。”可以说，李瑞环为传统京剧的改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。

除了写书和发展兴趣爱好，李瑞环其他的时间都用来助学，他非常注重教育事业，他曾匿名资助了150多名贫困大学生，而这些大学生也并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上学的希望。

从1996年开始，李瑞环就把稿费和奖金都捐给了贫困大学生，到了退休时，李瑞环已经匿名帮扶了150多个大学生，他常说：“多给寒门子弟一些希望，他们并不比别人差。” 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大学生，他支持成立助学基金会，甚至还把自己珍藏三十多年的名画也给卖了出去，就这样凑了几千万助学金。

李瑞环的老部下曾回忆：“有一天，首长找到我，让我每年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一笔钱，捐给天津市委教卫工委，让他们把这些钱分给家庭苦难的大学生，但要低调，不要外传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”

于是当年天津市十二名贫困学生忽然拿到一笔钱，他们都懵了，也没人告诉他们这是谁给的钱，到底是学校还是教委，但学校和教委也都没有出来公开说明，只是告诉他们要好好学习。

后来，学生们觉得不能白白接受一笔来历不明的钱，就把问题反馈了上去，部下告诉李瑞环，学生们想要知道谁资助他们，李瑞环回答：“能不说就不说，如果推不过去，就说是一个老共产党员。”

这位老共产党员一捐就是十年，随着受帮助学生越来越多，学生们都要求希望能见一见这位“老共产党员”，一直到2005年，实在推脱不过去了，李瑞环这才和学生们见面，此时李瑞环已经退休了。

在见面会上，李瑞环对学生们寄予厚望，并笑着说道：“我这样做，就是因为我对上学、教育和人才，有一些特殊感受，我当年就上了六年小学，我深知读书不易，不能因为外因让孩子们没有学上！”

李瑞环的退休生活，尽管没有以前那么繁忙，但却多了许多色彩，他无论做什么事，都从不炫耀，只是默默地做股票多少倍杠杆，就像他说的：“要少说空话，多干实事！”